中信建投：三季度关注中东局势下的原油脉冲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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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收听本新闻听新闻1955年4月3日，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来到北京饭店与老友夏衍与潘汉年闲聊。
多年好友相见，大家洽谈的很高兴，随后一起吃了饭，饭后，吴祖光携带夫人离开，潘汉年则是回到了房间内休息。
当天晚上八点，潘汉年忽然接到酒店电话说楼下有人找他，他匆匆起身，那个时候，潘汉年并不知道，自己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前来找潘汉年的，是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
看到罗瑞卿的那一刹那，潘汉年非常惊讶，等他走到罗瑞卿面前时，罗瑞卿拿出一纸报告，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同意逮捕他的决定。
还未等潘汉年反应过来，两位便衣就架着潘汉年就匆匆走出了北京饭店，随后他们坐上了一辆小车，一声发动机的呼啸，小车消失在了夜幕中。
由此，“潘汉年冤案”正式形成。
潘汉年被抓的主要原因，是被定性为了“内奸”，
李克农曾经过仔细的调查，举出了五个有力的反证。
第一，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
第二，潘汉年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
第三，潘汉年多次提供决策情报，
第四，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
第五，潘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
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李克农的反证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结果，时间过去几十年，直到特殊时期结束后，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再次谈到了潘汉年冤案一事。
在陈云的努力下，潘汉年最终被平反，恢复了原有的名誉。
那么，为什么李克农的报告对当年的潘汉年冤案没有一点的作用呢？
潘汉年之所以被抓，与毛主席有着直接的关系。
1955年4月的党代表会议上，由于“高饶事件”的影响，毛主席号召凡是和高、饶问题有某些牵连的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都应当主动地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如果在会议上不讲，会后可以写成材料，中央一律欢迎。
很快，潘汉年写了一份交待材料拿给了陈毅，在材料中，潘汉年称自己于12年前的1943年，曾秘密会见汪精卫。
看完内容，陈毅如遭霹雳，他不敢耽误，随即将材料直接送到了中南海。
毛主席看完内容雷霆大怒，当即批示：此人从此不可再信用。
随后，公安部长罗瑞卿接到毛主席命令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逮捕潘汉年，就在潘汉年与吴祖光，夏衍等老朋友吃饭的那天，罗瑞卿也顺利的拿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批示报告。
当天晚上，罗瑞卿便带人逮捕潘汉年，将他关押到了功德林监狱。
从这个时候开始，潘汉年悲剧的后半生，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
潘汉年作为我军知名的情报领导人，为什么要秘密会见汪精卫并且隐瞒不报呢？
潘汉年是江苏宜兴人，少年时期，由于家庭比较富裕，因而潘汉年并没有吃多少生活的苦头，也正是因为如此，潘汉年从小就醉心于文学创作，这个在当时看起来十分高级的能力。
事实证明，潘汉年确实也有这份优越于常人的天赋，在他16岁的年龄，他就开始向报刊投稿，并且受到了一些文学家的重视。
为此，潘汉年加入了由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创办的文学团体“创造社”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发生，恐怕潘汉年的后半生就这样能够一眼望到底，但是，潘汉年所在的时代，毕竟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大变革时期，在时代的催促下，潘汉年注定不能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
1925年，在波澜壮阔的岁月里，潘汉年迈出了自己人生中的重要一步，即参加中国共产党。
入党以后，潘汉年虽然还热衷于文学创作，但是此时摆在他面前的并非只是单纯的文学，更多的是革命工作，是如何的去拯救这个国家和民族。
北伐期间，潘汉年跟随郭沫若从事宣传工作，从这个时候开始，潘汉年的整个人生便改变了。
大革命失败后，潘汉年奉命转入地下工作，之后他在江苏省委搞宣传工作，曾一度担任了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如果按照这个形式发展下去，潘汉年的后半生或许并没有那么多的多舛。
可是一件事的突然爆发，使得这一切都化为了乌有。
1931年4月，是改变了我党历史的一个月，因为在上海，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敌人抓捕叛变。
顾顺章叛变，虽然有钱壮飞“力挽狂澜”提前将消息放了出去，但是我党在上海的领导机关，几乎还是被敌人一网打尽。
而此时我党又不能缺少中央特科，随即党中央开始调集人手，对特科进行一次全方面的“换血”
这一年，有着5年多党龄的潘汉年被王明等人推荐加入了特科。
加入特科后，潘汉年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潘汉年在此之前，并没有做过情报工作，但是他确实是一个能力极强的人，上手很快，因而在短短的数年时间里，潘汉年就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情报系统”
这些人中包括有着“五种特殊身份”的袁殊，知名文学家关露，以及黄慕兰等人，这些人，都是潘汉年麾下赫赫有名的“情报大将”
而事实上，这些人也为潘汉年的情报系统，为我党的情报工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总体来说，潘汉年对我我党的贡献和功劳，是非常大的，将他称为我党优秀的情报工作领导者，这毫不夸张，完全是符合事实的。
但是，人无完人，潘汉年的后半生之所以悲剧，也和他曾经做过的两件事有关。
1935年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在我党我军中的领导地位，当时我党组织是共产国际下的一个支部，因而需要将此事汇报给苏联方面。
党中央商议后，分别派陈云与潘汉年完成这个任务。
1935年9月，潘汉年来到了莫斯科，此时他向我党在共产国际的王明汇报了此事，随厚，他在苏联待了3个月的时间，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新密码全部背熟。
1936年1月，潘汉年准备动身回国，王明忽然拦住了他。
王明将潘汉年任命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要他去和国民党在苏联的武官邓文仪谈判国共合作一事。
接到任务，潘汉年作为下属，去做也无可厚非，但是潘汉年没有搞清楚当时的情况。
要知道，第一，我党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合作事宜，并不是非要潘汉年不可，其次，潘汉年手握新密码影响很大，需要尽快的送回党中央。
在这个时候，潘汉年分不清孰轻孰重，尽管此时他知道党中央已经在陕北“扎根”，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先和国民党CC系头子陈果夫联系。
陈果夫此时知道我党真正的领导人是毛主席，因而当他知道潘汉年是王明派来的，当即选择了避让，因为陈果夫知道，潘汉年这次来根本就没什么用，由此，最终陈果夫也没有亲自见潘汉年，而是派了一个铁道部的次长敷衍了他。
潘汉年无奈，他这个时候只能选择返回延安。
而那个时候，潘汉年不知道的是，此时的延安，已经是“急疯了”
潘汉年手握新密码，从1936年1月开始，直到8月回到延安，他用了7个月的时间，党中央毛主席十分恼怒。
幸好在此之前，共产国际派来张浩传达了指示，使得毛主席心里有数。
不过，潘汉年用了这么久的时间才回到延安，尤其让毛主席心里很不舒服，毛主席认为潘汉年不知道孰轻孰重，不会做事。
为此，毛主席对周恩来说：“潘汉年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却先去办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对潘汉年不满，不过，我党的政策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因而毛主席选择了再给潘汉年机会。
后来，潘汉年在抗日战场上大展身手，像是德国进攻苏联，日军南进北进，日军偷袭珍珠港等等绝密情报，都是由潘汉年情报系统获取，并传到党中央的。
在这一件事，潘汉年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不过，在抗战时期，潘汉年也因为一件事影响了他的后半生，甚至可以说，潘汉年后半生之所以是悲剧，完全就是这件事造成的。
那就是在1943年时，潘汉年曾秘密会见汉奸头子汪精卫。
早在1939年时，潘汉年就和汉奸李士群产生了联系。
李士群曾加入我党，后来叛变到国民党，抗战时期，他又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了汪伪政府在上海的特务组织“76号”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李士群为人奸诈，向来不愿把一件事做绝，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李士群在暗中设法要搭档我党。
1939年，李士群正式向我党提出和我党建立联系的请求，我党组织考虑后，选择了同意。
随后，中共地下党员，上海滩知名的女作家关露来到了香港。
潘汉年接见了关露，他说：“回上海后，你要到汪伪特务机关工作，找李士群秘密联系，争取他为我们多做一些事。”
关露同意了。
就这样，关露成为了潘汉年与李士群接洽的“中间人”
在此期间，李士群确实给我党递送了一些情报，不过到了1943年，这个情况突然停止了。
此时日伪军正准备对新四军进行新一轮的扫荡，急需各种情报，潘汉年思来想去，决定亲自来上海与李士群会面。
来到上海后，潘汉年见到了他与李士群之间的联络人胡均鹤。
让潘汉年没想到的是，胡均鹤告诉他，此时李士群不在上海，而是在苏州，潘汉年没有多想，当即跟着胡均鹤来到苏州。
可是等他们来到苏州，李士群在苏州的家人又告诉他们，李士群已经去了南京。
这时的南京是汪伪政府所在地，潘汉年有些犹豫了，不过，在他短暂思考后，他就决定要去南京，潘汉年认为，此次自己前来，不能没有任何结果。
就这样，潘汉年来到了南京，可是让潘汉年再次没想到的是，在南京，居然李士群也没在家。
潘汉年在李士群的家里如坐针毡，这个时候，潘汉年的心里也有些怀疑了，他认为李士群可能有事情瞒着他。
到了晚上，李士群终于来了，露出了狐狸尾巴，李士群告诉潘汉年，汪精卫要见他，这个消息对潘汉年而言，犹如晴天霹雳。
这个时候潘汉年向上级请示已经来不及了，而他也明白，自己如果不去，可能后果难以想象。
最终，潘汉年与汪精卫见了面，这次见面，两人并没有谈什么实质性内容，但是这件事却是让潘汉年有心的隐瞒下来。
国民党特务曾对此事大肆宣传，我党中央还专门问了潘汉年，潘汉年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否认了这一切，就这样，我党相信了潘汉年的话。
可是等1955年，潘汉年又将此事说了出来，这当然引起了毛主席的雷霆大怒。
最终，潘汉年自己后半生的悲剧，也是源于此。
说实在的这件事其中在当时来说，并不算大，作为情报工作者，接触各种各样的人都在情理之中，但是刻意隐瞒不报，这件事就值得商榷了。
1955年，毛主席亲自批示，称潘汉年从此不可信用，原因就是潘汉年让他有些失望，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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